东汉更始帝刘玄，那些为了名声而推举他人做君主的，他们的志向往往不坚定；因为他人为了名声而尊奉自己，这样建立起来的统治根基也不牢固。项梁拥立楚怀王，新市、平林的起义军拥立更始帝，就是这样的情况。天下人对楚国的灭亡感到愤怒，都希望刘氏家族能够再次复兴，这是大家共同的心愿，但这并非项梁和张卬、王凤、朱鲔等人的想法。楚怀王、更始帝没有考虑到这一点，轻易接受了他们的推举，占据着君主的位置，仅仅依靠名声，怎么能长久地维系天下，抑制那些野心勃勃之人的私利之心呢？楚怀王任用宋义、压制项羽，结果招来项氏的祸端；更始帝始终依赖手下的将领，却没有人能抵御赤眉军的锋芒。追求不坚定的志向，建立不稳固的根基，对人怀疑又信任，无论怎么做都是招致灾祸的途径。
唉！他们的危险，不是一朝一夕造成的。而士人身处这样的时代，实在是艰难啊！那些人以复兴之名拥立君主，而我若不侍奉，世人就会用大义来指责我；若顺从他们，那么今天表达的忠心，日后可能就会成为与贼人为伍的证据。荀彧就是因此，退不能保全自身，进不能保全名节。秦朝的残暴、楚国的灭亡、王莽的篡位、汉朝的断绝，只要是有良知的人，谁能不感到愤慨呢？但在选择追随还是背离的时候，往往就在一念之间，一时冲动，在大义还未审清的情况下，就可能毁掉自己的一生。这没有别的原因，就是因为没有仔细考量实际情况，却被虚名所打动。一定要谨慎啊！
当各方势力均衡时，就要衡量道义；当道义相当，就要衡量德行；力量可以依靠，道义也可以依靠，至于德行，却不是自己认为有就有的。刘伯升（刘秀兄长刘縯，字伯升 ）如果真的有夺取天下的志向，他与更始帝实力相当，道义上也不相上下，那么就应该凭借德行取胜，如此一来，天下人怎么会舍弃他呢？将领们想要拥立更始帝，刘伯升不妨暂且听之任之，等待更始帝自行衰败。如果他没有衰败，那么上天或许会授予他皇位，百姓也会归附他，又怎么能与他争夺呢？如果他衰败了，那就暂且顺应将领们的意愿，让自己置身于祸福之外，遵循规律，等待时机。所以汉高祖刘邦接受了巴、蜀、汉中（今四川、陕西部分地区 ）的分封，等待三秦之地的百姓对项羽的怨恨加深，三齐之地反叛项羽，以此来削弱项羽的势力，最终项羽屈服。刘伯升不明白这个道理，倔强地与张卬、朱鲔争执，天下的皇位，哪有自己争就能得到的呢？他被那些将领杀害，就是因为不考虑自身实力，贸然触犯危难。李轶都对他心怀不满，想要加害他，更何况其他人呢？
王莽被诛杀后，更始帝定都洛阳。赤眉军的首领樊崇率领二十多位将领前来朝见，这本是决定更始政权安危存亡的关键时刻，更始帝却在这件事上犯了错，他的灭亡也就注定了。平定天下的混乱局面，有些规划可以提前制定，但不可能完全确定。在王莽还未被诛杀时，汉军的力量全部集中在对付王莽上；王莽被平定后，各地的盗贼纷纷兴起，还没有被平定，这本来就是之前没有预料到的情况。突然之间王莽被杀，人们放下心头的重担，相互庆贺天下平定，却仓促地面对赤眉军的问题，来不及仔细考虑如何应对，这是之前的谋划没有考虑到的。王莽未死时，赤眉军是王莽的敌人；王莽死后，赤眉军就成了汉朝的威胁。以刚刚建立的政权，代替王莽承受赤眉军带来的巨大麻烦，更始帝君臣惊慌失措，不知道该如何应对；等到计策失败，才明白之前考虑得太过疏忽。当时，众人情绪刚刚高涨起来，很容易就松懈，时机转瞬即逝，难以把握。善于平定祸乱的人，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决策，让局势长久安定，人们会说他有超乎常人的智慧和勇气，却不知道并非如此。他们不过是没有把精力全部集中在一件事上，所以还有余力应对突发变化。所以，对抗强大的敌人，成就大事，谋求大功，集中精力追求成功并不困难；但在大敌已灭、大事已定、大功告成之后，正是上天和百姓共同监督，艰难的局面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这是中等才能以下的人无法应对的，而大有作为的人能够奠定稳固的基础，来应对千变万化的局势，权谋无法预先设定，但正道却是无穷无尽的。
更始帝君臣，哪里能想到这些呢！他们派遣使者去劝降赤眉军，只担心赤眉军不投降；却不知道，赤眉军不投降并不值得担忧，投降之后带来的问题才更严重。既然没有预先确定的应对方法，倒不如暂且放下赤眉军的问题，先赶紧治理好自己的国家。如果不能像圣哲之人那样在短时间内掌控局势，那就不如暂且缓一缓，等待局势稳定。也许上天会有意外的吉凶变化，人们之间也会有突然的离合，等赤眉军可以招降的时候再去招降，到了可以讨伐的时候再去讨伐，这样也可以说是顺应天时、等待天命了。一开始，更始帝没有余力应对赤眉军；后来，又不能暂且放下不管；更始帝的灭亡，在樊崇前来朝见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。
光武帝刘秀拒绝更始帝的征召，与刘备驱逐刘璋，情况是一样的；但评论的人却过分苛求刘备，却放过了刘秀，这样实在不公平。刘焉与刘备，从名分上来说并没有上下级关系，而刘秀原本是接受了更始帝授予的大司马职位。更始帝在汉朝灭亡之后被拥立，人们拥戴他来延续汉朝的宗庙社稷；刘焉在汉献帝时期，眼睁睁地看着国家衰落，却还占据着一方土地，自高自大。那么刘焉父子有被驱逐的罪名，而更始帝没有。如果说更始帝不能稳固皇位、复兴汉朝，那么刘璋软弱无能，又怎么能保住三巴之地（今重庆和四川东部地区 ），不把它拱手让给曹操呢？那么，用忠信坚贞的大义来指责，刘备还有辩解的理由，刘秀却没有。
然而刘秀没有被当作篡位叛逆者一同受罚，也是有原因的。更始帝的即位，并非刘秀兄弟的意愿；张卬、朱鲔等人动摇人心，刘秀无法阻止，只能尊奉更始帝为君主，接受他赐予的权力，这都是迫不得已，只是为了暂且保全自己。君臣之间的道义，是由人心决定的。天下正处于混乱之中，君臣关系还没有确定，没有明确的君主与臣子的名分，大家一起兴起讨伐逆贼的军队，实力相当、德行相近，但志向并不相同。所以更始帝不能成为刘秀真正意义上的君主，刘秀拒绝他，内心也不会感到愧疚。道义不是外在的约束，只要自己内心坚信，没有大的愧疚就可以了。如此一来，刘秀可以逃脱不忠的指责，刘备也可以免除不信的过错，都不能用一成不变的信义标准来指责他们，又何必非要指责刘备呢？
史书中极力描述更始帝不足以成就大事，其中也有夸大他恶行的言辞。为了彰显光武帝刘秀的兴盛，掩盖他自立为帝的不妥之处，所以如果不把更始帝的恶行描述得足够严重，就会让人怀疑刘秀的德行有亏。而更始帝的灭亡，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舍弃洛阳，西迁到长安。当时，赤眉军在濮阳（今河南濮阳 ），城头子路、力子都（《后汉书·任光传》写作刁子都 ，《通鉴注》依据《姓谱》记载，力姓起源于黄帝的辅佐力牧，汉朝有力子都，此处从《通鉴注》 ）在黄河、济水之间，铜马、大彤等贼寇在燕、赵（今河北、北京一带 ）地区，李宪在淮南（今安徽淮南一带 ），天下局势岌岌可危，尚未平定的主要是东方地区。更始帝却匆忙逃避辛劳，贪图安逸，想要凭借函谷关的险要地势来巩固自己的统治，这样一来，天下人都清楚地看到他不堪依靠，都想趁机削弱他的势力。他只想长久地保住皇宫中的富贵，让自己享受荣华，这就好比狐狸和兔子依靠洞穴来寻求安稳，却不知道外面有勇猛的猎犬在虎视眈眈，刚一露头就必然会被捕获。王莽被诛杀后，关中地区暂时没有战事，隗嚣带着宗族前来归附；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更始帝能得到像寇恂这样的重臣，镇守安抚长安，使其成为洛阳的根基，然后以洛阳为都城，镇压山东地区的叛乱，刘秀就算在河北发展势力，又怎么能轻易收复河内、拿下河东，而没有后顾之忧呢？赤眉军投降之后，也肯定不能像在无人之境一样肆意妄为了。
更始帝任用的大臣，大多是盗贼出身的首领，他们贪图长安的富庶繁华，还借口要恢复汉高祖的旧业，来为自己的行为辩解；像朱鲔、刘嘉、鲍永这些稍微出众一点的人，也无法应对满朝大臣的指责；那么更始帝政权堵塞明智的道路，沉溺于燕雀般的享乐，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刘秀在崛起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才并加以任用，这些人没有盗贼的不良习气；等到天下刚刚平定，刘秀又没有让他们担任三公这样的重要职位，而是选用了有远见卓识的人；他没有选择长安作为都城，而是定都洛阳，以此来平定东方的贼寇；这些都是吸取了更始帝的教训，采取了相反的做法。老子说：“品行不好的人，可以成为品行好的人的借鉴。”更始帝的失误，就是刘秀成功的借鉴。
匈奴带来的祸患，到汉元帝、汉成帝时期基本平息了。东汉初期，因为卢芳的缘故，匈奴又给中原带来了巨大的危害，这不仅仅是王莽的举措刺激了匈奴，更始帝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。更始帝在关中地区空居皇位，赤眉军在曹州、濮州（今山东菏泽一带 ）横行，萧王刘秀在河北有了自己的打算，公孙述在巴、蜀地区割据一方，在这个时候，更始帝哪里有德行和威望让匈奴顺服呢？他却轻易地派了一名使者，按照旧例要求匈奴顺从自己，结果招来匈奴的侮辱，被匈奴用傲慢的言辞回应，这完全是自找的。所以严尤之前的劝谏，虽然是对王莽说的，但也适用于更始帝。攻打匈奴不可行，与匈奴讲和也办不到，夷狄哪里懂得什么仁义，他们只看重势力强弱罢了。更始帝的势力，连王莽都比不上，却想让匈奴像呼韩邪单于那样顺服汉朝，不衡量自己的德行，不估量自己的实力，给边关带来了数十年的祸患。陈遵，真是个狂妄无知的人。如果不是后来窦宪、耿秉英勇地出击匈奴，汉朝就危险了。